在历届全国书市上，由作者亲莅展场、向读者签名售书的活动都相当引人关注，签名售书是书市重要的活动之一，被称为书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假如有人愿意统计90年代的恶俗语言，所谓“亮丽的风景线”应为其一）。在第十一届全国书市上，不仅前来签名售书的作者人数之多令人瞠目（组委会发布的名单计有67个，实际约有50个），签售地点也令人叹为奇观。10月13日下午，记者因采访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在书市上推出的重点图书“概念楼书书系”而来到南京国展中心，参加这套书的两位作者——北京红石集团总经理潘石屹和成都豪斯集团总经理陈家刚的签名赠书活动。只见这两位大老板的桌子紧邻着周国平先生，旁边还有全国政协委员周秉德签售《我的伯父周恩来》，据称是原刘晓庆经纪人的王建中在签售《策划亿万富姐》……。淅淅沥沥的小雨伴随着初秋的阵阵冷风，如此不同的作者、不同的书被随便挤挨在一起、让读者辨认出来都颇不容易的情境，令记者心生寒意。书市结束之后，记者采访了部分去南京签名售书的作者，请他们各自谈谈对签名售书这种形式的看法和建议。
周国平先生此番主要是来签售《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插图珍藏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他说，以前也做过签名售书，书市去过两次（深圳书市、长春书市），这次是非正式的。本来特烦，完全不想去，但朋友一再邀请，20多年前去过南京，还比较喜欢，就来了。刘心武先生这次是来签售由王蒙先生和他共同主编的《课外语文》（辽宁人民出版社）。他说，从80年代到现在，他参加的签名售书活动不计其数，这几年少了，因为这几年很少参加社会活动，有时参加是为了了解自己的读者群，知道什么人在买自己的书。这次在南京市湖南路新华书店签名售书，1个小时大约签了200多本，平均1分钟2至3本。池莉签售的是新作《惊世之作》（江苏文艺出版社），她说，以前也签过几次，不太喜欢这种形式，但会很严肃地对待这件事，和出版社订合同的时候有这一条。这回在南京签了两次，头一次和大山等七八个人一起签，第二次和刘墉一起签，签得不少。《池莉文集》出版时在南京签过一次，感觉南京是个有文化的城市。书市开幕那天天气突变，一片萧飒，又不是双休日，读者还挺多，衷心感谢南京的读者。曹文轩以前在合肥、成都等城市做过签名售书，他说每次都很好，这次是接近书市尾声去的，主要签售《草房子》（江苏少儿出版社），3个小时不停地签，胳膊酸痛，当时一起签名的作者还有叶永烈、祁智等三四个人。秦文君以前也做过签名售书活动，而在南京没做过，但不断有南京的小读者写信来，此次签售《一个女孩的心灵史》（江苏文艺出版社），半天时间，感觉读者挺热烈。邓一光此番签名售书也不是第一次，以前签的最多的一次是300多本，这次签售《邓一光文集》（4本）和长篇小说《想起草原》（长江文艺出版社），有100多本。这回在南京书市签名的作者中也有一些艺术家，比如吴冠中，比如陈丹青。陈丹青签名的时候正值记者在酒店房间赶写新闻稿，无法亲临现场观看，颇觉遗憾。回京后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陈丹青工作室采访了他。陈丹青说，在南京签售的是他回国后的新著《纽约琐记》（上、下，吉林美术出版社），在书市展场、南京师范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各签一场，每场约100多本，出版社很高兴。在展场时他和林清玄、皮皮、郭小橹几个人被安排在一起，他低着头签名没有停过，只看到许多手，也看不清男女老少。
几乎所有受访作家以前都参加过签名售书的活动（陈丹青刚回国不久，除外），所以对这个形式本身并没有太多的批评，但还是有各自的看法。池莉表示，这是出版界常见的做法，也是国际惯例。作家出新书和读者见个面，好像是个布告。这种形式对作者心里也是有刺激的，签到最后，还是有荣誉感、满足感，想把小说写好。我很在乎读者，他们对我的作品很熟悉，也很有见解，我相信他们的艺术感觉和品味。隔段时间，作者大胆地出来检验一下自己有多少读者，通过签名售书活动可以检讨自己的作品，作家应该有这种心理承受能力和勇气。签名售书不是衡量作品好坏的唯一标准，但也是标准之一。刘心武认为，签名售书对出版商来说是为了销售书，对作者来说是为了了解读者，能和自己的读者直接交流、见面，还可带动自己的其他作品一起销售，这次《钟鼓楼》和我的随笔集也同时卖出几十本。读者有两类，一类是固定读者，他们有备而来，事先看到消息后专门来等候；另一类是过路客，临时遭遇了，感兴趣，也买一本，这是潜在的读者，他们买我的书给我以满足。我发现我的固定读者年龄逐渐在增大、老化，总数在减少，这也很自然。在签名售书时有些读者要求写句话，或写姓名，也许和读者没说话，但读者的职业、年龄一看就能了解。我对组织者、地点都比较挑剔，我是写严肃作品的“老字号”作家，不是畅销书作家。对我个人而言，到目前为止，签名售书还是挺成功的。曹文轩认为，签名售书当然带有商业性质，但它是加强读者和作者联系的真实的方式，很亲切，比较好。签名售书需要有勇气，有可能影响作者对自己作品的看法。我注重固定的读者，尤其是把我的书都翻成了旧书的读者，我不在乎慕名而来的、过路的读者，或者从没看过我的书的读者。我的读者大部分是初、高中生和大学生，在签名过程中发生的事有时会使作者有满足感，小小的细节会触发作者的思考。读者多少并不是衡量作品的唯一标准，但想去签名售书，肯定希望自己面前是个长长的队伍，这才是正常的心态。在外地签名售书比在北京效果要好，只要作家有一定的知名度，在外地签名售书都不会差。签名售书，冷清也痛苦，火爆也痛苦，前者是精神上的苦，后者是肉体上的苦。秦文君说，签名售书刚开始搞时激动人心，现在太多了，似曾相似，激情和热情不断被消耗。当然，儿童文学作家和一般作家不一样，少年儿童拿书来求签名和成人来签对作家的感觉不一样，他们会拿着自己的画或信和你交流，听听小孩的心里话，寥寥数语，这种交流很好。邓一光表示，签名售书更适合名人，不适合作家。读者不是冲着作品去的，更多的是冲着人去的。作家既不是名人，也不是公众人物，主要不是提供一个公众形象，而是提供作品，建议作家们少参与这种方式的活动。当然作家和出版社是一种合作关系，有时没办法也得去，能拒绝就拒绝。出版社这么做很有道理，但要求作家都市场化也不太可能。作家应该给自己定位，一个写作者和一个阅读者是对某一类人、某一种命运、某一种作品投入了激情和感动，投入了共同的关注，而不可能和每一个读者沟通。作家应该首先确定我是不是畅销书作家，知道自己在哪一个层面上碰到自己的读者。周国平认为，喜欢签名的读者是比较天真的人，对名人有仰慕心理。若作者想和读者有交流，其实不需要这种形式，因为平常有书信交流。当然，作者在现场会有感动。签名售书有对出版社的责任，我本人兴趣不大，这种形式带有商业性，但也无可厚非。签名售书虽然可带动作者其他作品一起销售，但对于促使读者买书用处不大。作家都有自己固定的读者群，我看重自己固定的读者。陈丹青说，签名售书是商业行为，作者是粉墨登场，出版社需要这种方式，这个方式不好，但我不会拒绝。我在其中被看，我同时也看热闹，有点像我在农村插队画画时一样，旁边有很多人围着。有一个安徽读者收集了我所有的文字拿来签名。还有个老头一直缠着我画几笔，最后我也画了。办讲座像公审大会，签名售书像批斗大会，来签名的人不一定是对你认识最深的读者。签名售书在鼓励一种和读书的境界相反的东西，读书是让你沉静，而在书市和签名售书中，最次要的就是书。书在书市里一点尊严都没有，就像纽约的拍卖行，金钱、成交额、拍卖这一切都很重要，最不重要的东西就是画，画在这里只是一个筹码。
签名售书活动从80年代末期开始在内地流行开来，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此次书市同时安排七八个人挤挤挨挨并列坐在一起，影星、电视主持人和作家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出现，像大排档似的，签名售书的效果也不一定好。对此，所有受访者表示了一致的看法——不喜欢这种方式。周国平说，作家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的风格，应该有所区分。书市的主办者事先应把各个出版社报的作者遴选一下，不应全都接受，而且应该有好的条件、好的环境。池莉说，这种把作者排成一排的形式令人发晕，心里不好受，而且特别容易勾起人的虚荣心。这是中国特色的售书，对作家的考验更严峻，在这种时候，作家应该皮实、勇敢、豁达一点。刘心武说，组织者事先应该发消息，让关注的读者知道后去等候，都是过路的读者风险性太大，要弄清签售地点的客流量如何，不同类型的作者起码在时间上要分开。中国文化消费还处在初级阶段，海外签名售书时不会把严肃作家和畅销书作家摆在一起，要有购买区域的划分，使彼此的风格、空间很清楚，不会乱做。有些空间是可以重叠的，有些空间是不可以重叠的，都成了平均数，单独的价值就体现不出来了。陈丹青说，国外签名售书的作者是那些已经有声誉，并被持续关注，而且和一个文化话题有联系的人，不会不分青红皂白混在一起。中国总是这样混在一起，作者很可怜，不签，失去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去签，很可能自取其辱。应该分一分，狼在狼窝，蟑螂在蟑螂窝，最好去问问作者有什么要求。
